真正走上造酒行业，犹如炒房炒成房东炒股炒成股东，甘苦自知。
李召宝先是和某个乡的酒厂合作，希望用黑米酿黄酒。酒厂看中黑米营养价值高，答应试一试。
但是，黑米酒一酿出来，就让人很受打击，因为“酸得像醋，还有大量沉淀物”，不要说远远低于自己的期望值，甚至连卖出去都成奢望。找其它酒厂尝试，到了最后还是同样问题。
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？他这时倔劲又上来了，不搞清楚不罢休，甚至研究所还设立了“%纯粮宁波酒酿造”的课题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搞清楚了黑米酿酒失败的原因——黑米的蛋白质含量太高了。
“对症下药，李召宝终于喝到了一口不怎么酸且沉淀少的黑糯米酒。但普通纯粮酿酒容易偏酸的症结却一时间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对策，以致于现在市场上许多黄酒都要依靠勾兑调味来生产。经过不断的对比试验，在研究酿酒的过程中，李召宝终于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，那就是酿酒用水的关键性问题。”（《李召宝：国内”活酒“酿造第一人》，商务宁波网）
他把水分成了软水和硬水，像山涧溪流，由于直接来自于山体渗漏汇聚而成，没有经过跌荡冲激，其水质度较硬，故称之为硬水，硬水经一路下流与溪中的石块、礁石不断冲撞，高低落差的跌撞之后，水质度由硬逐渐变软，流经的路线越长，高低落差越大，水质度就越软，称之为软水。
在他看来，“水质度越硬的水用来酿酒，酒质越容易酸；故而水库水、山塘水、小溪水不适于酿酒，如一定要用应对水质进行软化处理；软水是比较理想的酿酒用水，但水质也并非是越软越好，水质过软，酒质容易厚浊而不爽口。最好的水是硬水之末，软水之头的交接水。”
而它山泉无疑正位于“软水之头、硬水之末”。
也正是从年开始，整整7年时间，他都跟黄酒“缠绵”在一起，解决研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。幸运的是，当年他还有一个生意——炒货做得也相当红火，支撑了他在酒上的技术追求。
但让人失望的是，随着改革开放更加深入，很多村集体经济纷纷走下坡路，不是谋求改制，就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成过眼云烟。那些曾一度遍布宁波城乡的酒厂，也开始凋零。
他合作的那家也倒闭了。
一
很快又有人找上门来。
对方是李召宝在酒厂的同事，从酒厂离开之后，自己单干。然而干了一段时间被执法部门查封。对方找李召宝帮忙想办法。执法部门也很爽快，答应只要研究所出面，能给予监管，就可以特批他一个酒厂。
就这样，年之后，研究所的名下就多了一个酒厂，但法人归对方。
只是有了用武之地，酒厂的效益却让人无语。第一个月只卖了70坛，按照每坛30块钱，就只有2块钱的进项，扣除人工、物流等各方面的成本，明显地亏损，和以前那乡酒厂没什么两样。
李召宝只好亲自上阵帮忙吆喝。和当年育种时开拓市场相似，他同样巧思倍出。
首先他发现很多饭店售卖黄酒，大多喜欢用暖水瓶灌装（黄酒一般需要加热喝），然后按杯卖，但这不安全也不美观，时间长了，黄酒也不保温，正好当年饮水机刚刚兴起，他就花了一笔大价钱，定制了一批饮水机四处投放。
问题是，饮水机出来的黄酒一般都90多度，感觉过热，所以他在定制饮水机时，换了温控，改成70来度。这样接出来的黄酒，不用等多长时间，就可以直接入口了。
其次他改变战术打法，不小打小闹，而是高举高打，抢占市场制高点。比如他一开始就盯上了新江厦美食城、金光中心美食城，以及老城隍庙边上的汉理祥……
不得不说，这种新颖的方式，让这些宁波知名美食地标，敞开了胸怀。它们的“带头作用”显然意义非凡。后来，就不断有人按照他留在饮水机上的号码打来电话，要他也去入驻。
很快，厂内生产的酒，便销售一空。而且，30块钱给他承销的酒，他能卖得出60块钱。
如果剧情要是这样演下去，将是共赢的大好局面，酒厂有可能一举做大，而他也有一定的收益，可是“乡下的人毕竟格局小”，一看他靠卖酒赚到的钱比造酒还要多，合作伙伴就不干了。
当年承包碾米坊间时被村干部撕毁合同的场景，又一次重演——对方的小舅子接管了渠道，但这一次他选择了退出。
毕竟现在的他，家大业大，没必要再锱铢必较。只是没想到的是，没多久，他就接到了无数的电话，都是投诉酒的质量变得越来越差了。
细究原因，原来没了他的支持之后，合作伙伴彻底掉进了钱眼里，怎么来钱怎么来。
他告诉对方，自己其实已经和这些酒没什么关系，但对方抱怨，我现在客户来了，都要吃你过去的酒怎么办？他这才惊觉，自己也不能一甩了之。
这不仅有违自己热爱黄酒的初心，而且会砸了宁波黄酒的牌子。尤其是他发现，由于时代的变迁，正导致着黄酒这一著名品类，正面临白酒的严重挑战。
如果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、迎头赶上，也许未来很少有人有意愿去品尝黄酒，也很少会有人知道，只有黄酒才出现过真正的“中华第一酒”。作为黄酒的“大本营”，宁波也将失去自己重要的一块文化。
对深爱这片土地和酒香的李召宝来说，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做点什么。
二
事情其实早已起变化。
尽管黄酒还不断地出现在国宴之中，但是建国之后，百业待兴，在计划经济下，为节约粮食支援建设，国家更注重发展蒸馏出来的烧酒。也正是在建国后，全国各地的烧酒被统一称呼为白酒。
与此同时，年代初期的白酒试点，以及从年至年的五届全国白酒评选，诞生了五届中国名酒，不仅奠定了如今行业内的品牌格局，也确认了清、浓、酱三种基本香型，还推动白酒行业产业化。
尤其是年价格放开后，白酒行业更是迎来了快速发展期。
我记得儿时新年走亲访友，大家都会随手拎着玻璃瓶装的高粱酒。和江浙一带比起来，老家安徽在黄酒酿造上一直没有多大成绩，但是白酒品牌丛出不穷。
有人曾梳理从年到年这二十年间，一度风靡的安徽籍白酒，比如“滴滴难舍沙河王”、“感觉真好”的高炉家酒，还有就是明光佳酿、文王贡酒、焦坡特曲、迎驾贡酒，更不用说至今还有盛名的口子窖、古井贡。
大量白酒的涌现，简直是抢光了黄酒的风头。先是汾酒成为中国第一大酒业，继而在年，五粮液被授予“中国酒业大王”的桂冠。
打击还在后头。年央视的广告招标现场，来自山东的秦池白酒，以万元的标价成为第二届央视“标王”。这个标价是它当年利润的两倍。次年央视的广告招标，它更成为脱缰的野马，继同样来自山东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金贵酒厂喊出的2.亿元——中国广告报价自此首度突破2亿元之后，秦池回应的则是3.亿元——这个数据又是如何计算的？后来其掌门人姬长孔回答是，这是他的手机号码。
尽管灿烂之后便是陨落，秦池酒很快因为质量以及代加工问题，转眼成为当年中国最不幸的企业，但在中国白酒发展的大势面前，这个事故很快便成为了转瞬即逝的浪花。
“从年到年，是中国白酒行业的黄金岁月，大小酒企一片繁荣，各种业外资本纷纷跨界进入，”（《茅台：神水还是祸水？》，市界）此前还只是穷苦人民喝的茅台，“价格被炒到了元/瓶，还很难买到。”说起来，这是因为人家会造势，会营销，而且还会讲故事。
年，在步步高、娃哈哈、熊猫手机，到蒙牛、伊利、宝洁之后，茅台再次出手，以4.43亿元的重金，拿下了中央电视台年黄金时段广告“标王”。
随着白酒的攻城略地，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的酒桌文化。
那位中文名叫何伟的作家，在四川生活期间，发现四川人喝酒的方式是这样的：“四川人喝酒不是一种随意的放松方式。喝酒往往是一种比赛，而他们喝的酒常常是白酒，一种酒力强、难喝的谷酒。男人相互喊干杯，然后大口大口喝下，这种喝酒方式常常变成一种胁迫，参与者相互刺激，直到有人想吐……”
尽管这一酒桌文化越发地让年轻人生厌，甚至衍生出无数腐败，但它对黄酒的冲击不言而喻。更要命的是，今天的黄酒，面对的竞争对手还有葡萄酒，以及洋酒。
大敌当前，沉得死气，往往让自己失于应对。尤其是白酒的“锐意进取”，更加凸显黄酒在自视甚高下的保守。当秦池、茅台成标王，黄酒在电视上的广告，少之甚少，除了古越龙山曾在年11月参加央视黄金段位广告招标，并夺得“中国黄酒第一标”之后，几乎没有留下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。
也许，黄酒不屑于跟白酒竞争，但这样一来，把全国的大好市场全都让位于白酒，而自己却日发的区域化边缘化。
相反，沉不住气，同样会自乱阵脚。近些年来，各个黄酒企业显然也知道了坐以待毙肯定行不通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能乱来。比如说，跟着白酒打价格战。
李召宝就明显的感受，以前很金贵的黄酒，在今天居然提不上价，曾有媒体报道，宁波的不少黄酒企业出售的坛装黄酒连元/千升都不到，ml的软包装黄酒最低不到1元。这便意味着，酒企要想盈利，只能在原材料上以次充好。结果便是，抢不过白酒，倒让自己陷入恶性循环。
更要命的是，黄酒的生产也和现在的农业相似，走进了只求“增产”的误区。为此，以麦曲、根酶菌等发酵取代传统的白药发酵，以铁桶大罐发酵取代缸埕露天发酵，发酵期由原来50余天减至15天左右，出酒率提高4%，但这导致黄酒开始变味。让李召宝尤其心疼的是，宁波酒白药传统酿造工艺逐渐被人遗忘，纯正品质的宁波酒从此在市场上销声匿迹。
结果，作为中国黄酒的发源地，今天的宁波除了“阿拉老酒”之外，竟没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。
三
年，李召宝打定主意，要全身心投入到造酒大业。
由于自己在洞桥的炒货厂正位于它山泉附近，尽管效益良好，还是被改造成了明州农产品加工中心站，全面承担研究所相关农产品深加工实验产品的研制与开发，在现阶段，企业主要从事纯粮米酒的研发与加工。
他希望凭借着自己对原材料上的把握，多年积攒下来的技术经验，以及中心站靠近它山泉的区位优势，能重新擦亮宁波黄酒这块牌子。
与此同时，他也清楚地看到，手工酿造的酒与现代化大罐快速发酵的酒有区别，为了酒的品质，他告诉自己要耐住性子，宁愿选择低产的手工酿造。
根据报道，为了寻找地道的白药菌种，他曾10多次深入四明山腹地调研，翻看一家家酿户的酒缸，从零星残存于民间的自酿中发掘线索。
果然一炮而响。年，他将历史上失传很久的稻米酎酒挖掘重现，名为明州冰糯。
据他介绍，其酒精度23度多，和当年的酎酒，在色泽、浓度等方面有７大相似之处。其不仅得到了古越龙山等酒业大佬的肯定，甚至被酿酒泰斗秦含章称赞为喝到过的最好的黄酒。
在李召宝发给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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